1958年，“大跃进之风”刮进文艺界。4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掀起了全国规模的“新民歌运动”，提出的口号是 “村村有诗人”，并向群众布置写诗的任务和指标。1959年出版的《红旗歌谣》虽然采取了民歌形式，大多数却是浮夸风的产物。回首历史，留给我们的是深刻的反思和警醒。
上海作协发布《作家们！跃进，大跃进》公开信
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同时，文艺界的“大跃进”也开始了。
1958年2月25日，上海市委举行文艺干部大会。市委书记柯庆施发表了他对文艺“大跃进”的看法:“在这种工农业的大跃进形势下，科学、技术、教育、文艺这些部门，就显得有些落后。”柯又对上海文艺界说:“上海文艺队伍力量大，人才集中，新人纷纷出现，物质条件也比过去好，我们为什么不能来一个大跃进呢？为什么不能百花竞放？我们要下决心放下知识分子的臭架子，到群众中去落户，改造自己。”“要文艺界大跃进，要百花竞放，繁荣创作，就要千方百计，克服困难，一天不行，两天；两天不行，一个月；白天不行，晚上再干；一个人不行，大家来干。不但要有干劲，还要有股牛劲，坚决和困难作斗争。”
柯庆施作完报告的当天下午，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就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文艺界如何跃进的问题。上海分会原计划两年内创作各式各样的文艺作品1000 件，这个指标显然已经落后了，经过讨论改为3000件，原计划创作大型作品和重点组织的作品集120部，此时也增加为235部。
作家们也纷纷提出自己的跃进规划。一位著名作家表示，两年内准备写中、短篇小说集、散文特写集各一部，谈自己创作的文章十万字以上，同时编辑、整理和修改自己的文集九卷，年内译完高尔基的《文学回忆录》。
3月6日，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举行扩大会议，讨论文学工作大跃进问题。会议提出，要组织更多的作家长期深入生活，年内应争取1000个以上作家到群众生活中去。会上，作协向全国作家发出了《作家们！跃进，大跃进》的一封信。
毛泽东倡导“新民歌运动”
在“全民办文艺”中，影响最大的还是新民歌运动。1957年冬至1958年春，在大规模兴修水利的群众运动中，涌现了一批歌颂“农业发展纲要”，歌颂农村水利建设和合作化运动后新貌的民歌。
1958年初，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曾选编了一本《农村大跃进歌谣选》，其中有一首《我来了》的民歌这样说:
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皇。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皇！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毛泽东曾读到了这首民歌，对于这种气魄，他是十分欣赏的，这也正是他发动“大跃进”，想要迅速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所需要的。
1958年3月成都会议时，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印发了一本唐宋人写的有关一些四川的诗词和一本明朝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书。但毛泽东对此不甚满意，说印了一些诗，尽是老古董，搞点民歌好不好？他要与会者负个责，回去搜集一点民歌，下次开会印一批出来。
他又说，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是民歌，第二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歌的，应该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现在的新诗还不能成形，没有人读，我反正不读新诗，除非给一百块大洋。这个工作，北京大学做了很多，我们来搞，可能找到几百万、成千万首的民歌。看民歌不用费很多的脑力，比看李白、杜甫的诗舒服些。
对于搜集民歌，毛泽东并不是一时兴起，也不是说说而已。在这年4月中共中央在武昌召开的工作会议上，他又一次提出:各省搞民歌，下次开会各省至少要交一百首。大中小学生，发动他们写，发给每人三张纸，没有任务。军队也要写，从士兵中搜集。有了这样的的指示，各地闻风而动，各省、市的宣传部门还专门发出搜集民歌的通知。因此，搜集民歌和写新民歌，不但成了文艺工作者的重要职责，也成了全党的重要任务。
4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大规模地收集民歌》的社论。社论说:“从已经搜集发表在报刊的民歌看，这些群众智慧和热情的产物，生动地反映了我国人民生产建设的波澜壮阔的气势，表现了劳动群众社会主义的高尚志向和豪迈的气魄。”这实际上透露出毛泽东对待民歌的态度。
就在这个时候，郭沫若对新民歌表明了自己的立场。4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的《关于大规模收集民歌问题答〈民间文学〉编辑部问》，对新民歌大唱赞歌。周扬，中国文艺界的主要领导人，立即主持召开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联合召开的文艺界民歌座谈会，进行“采风大军总动员”。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几次讲到民歌，还特地引用了民歌《我来了》，说“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这句话很好。高山么，我要你低头，你还敢不低头！河水么，我要你让路，你还不让路！这样设想是不是狂妄，不是的，我们不是狂妄人，我们是实际主义者，是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者。革命精神与实际精神的统一。在文学上，就是要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的统一。
“村村都要有自己的李白、鲁迅和聂耳”
根据毛泽东有关民歌的讲话精神，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扬作了《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道路》的报告。报告的后面还附了一百多首民歌。周扬在报告中颇为动情地说:“现在群众文艺创作如此发展，我们的国家简直说得上是一个诗国。民间歌手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界限会逐渐消泯。到那时，人人是诗人，诗为人人欣赏。这样的时代是一定会到来的。因此，要大规模地有计划地收集民歌，就非全党动手、全民动手不可了。”
在周扬报告后面附的一百多首民歌中，就有这样的诗句:
如今唱歌用箩装，千箩万箩堆满仓。别看都是口头语，搬到田里变米粮。种田要用好锄头，唱歌要用好歌手。如今歌手人人是，唱得长江水倒流。
这样的民歌，的确唱出了“大跃进”的豪迈与气势。
八大二次会议之后，周扬找人协助，从大量的新民歌中选了260首，以郭沫若、周扬共同署名，编印了一本《红旗歌谣》，书中附有黄胄、古元、米谷、力群、张光宇等11位著名画家的24幅精美插图，以红旗出版社的名义于这年11月出版。
除了《红旗歌谣》，这年全国选印出来的民歌集还有《民歌一百首》、《工矿大跃进民歌选》、《农村大跃进民歌选》、《部队跃进民歌选》等，仅全国各省市一级以上这年铅印出版的民歌单行本，就有近800种之多，印数达数千万册以上。
对于民歌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也被上升到走什么样的道路的高度。郭沫若的那篇《答〈民间文学〉编辑问》，在为新民歌欢呼的同时，严肃地表示:“我们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用多快好省的方法来采集和推广民歌民谣，不仅不允许‘踌躇’，一定要鼓足干劲。”
虽然不允许对新民歌有“踌躇”，但仍有“踌躇”者。
这年7月，诗人何其芳在《处女地》上发表了《关于新诗的百花齐放》，不合潮流地提出:“民歌可能成为新诗的一种重要形式，未必就可以用它来统一新诗的形式，因为民歌体有限制。”何其芳的文章，引发出民歌是否成为新诗主流的争论，不少文艺界的知名人士撰文不同意何的观点，同他“辩论”。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柯庆施作了一个关于文化“大跃进”的发言，其中在讲到十五年后中国的文艺时说:到那时，新的文化艺术生活，将成为工人、农民生活中的家常便饭，每个厂矿、农村都有图书馆、画报，都有自己的李白、鲁迅和聂耳，自己的梅兰芳和郭兰英。整个文艺园地处处“百花齐放”，天天“推陈出新”。
柯的这篇讲话，后来以《劳动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为题，发表在《红旗》杂志的创刊号上，对文化领域的“大跃进”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柯文的启发之下，各地纷纷提出“人人会写诗，人人会画画，人人会唱歌”，“一县一个郭沫若、梅兰芳”。这种状态，一直维持到1959年3月第二次郑州会议决定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通通取消，才被停止。
稿酬也成了“资本主义的残余”
就在全国上下对新民歌如醉如痴地赞美之时，张春桥在中共上海市委机关刊物《解放》半月刊上，发表了《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文章将社会主义时期的一些必要制度和做法，都归结为资产阶级法权，提出要对此予以彻底破除。
这篇文章引起了正在探索如何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的毛泽东的注意，他让《人民日报》转载了此文，并亲自加了一段按语:
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6期。现在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于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通俗易懂，很好读。
张春桥的文章发表之后，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关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大讨论，对张文虽有不同意见者，但赞同者更多。
这场讨论前后持续了三个月。讨论终因“大跃进”的挫折而寿终正寝。然而这场讨论对知识界却产生不小的影响，其中之一便是报刊、出版社稿酬的降低。当按劳分配也被划入资产阶级法权之际，稿酬无疑也是资产阶级法权的一种表现而且是极其严重的表现了。
姚文元就为此专门写了一篇《论稿费》的文章。姚说:“稿费制度本来是资产阶级法权制度的一种残余，它本身带着资本主义社会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对立的痕迹。”受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影响，不少作家发表文章表示不要稿费，一些著名演员提出要减薪。
从9月1日起，上海各报刊决定将稿酬降低一半。9月28日，北京的一些主要报社和书版社举行座谈会，决定自10月1日起，一致实行一般地降低稿酬一半左右的办法。这个倡议，自然得到了各地的一致响应。从此，中国大陆一直维持着低稿酬制度。
（摘自《1958~1962年的中国知识界》罗平汉/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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