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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那些优秀的古典作品一样，近年来凡是有价值、有影响的文学作品，没有一个不是具有“白话性质”的。王朔的小说你可以不喜欢，可以说它是“痞子文学”，可以说它是“大院子弟冒充平民”的“二重反革命”，但有一点你得承认，王朔的小说之所以风行天下，恰好就在于他的“有什么说什么”。他的躲避崇高，他的解构一切虚假的意识形态教条，他对知识分子的“假清高”“真无聊”不遗余力地嘲弄、挖苦，在一个以说谎为荣，以伪善为高的社会里无疑是有极大的瓦解作用的。尤其是王朔的语言，那种采自北京街头混混的“炼话”，那种庄严中带着戏谑，调侃中藏有机锋的“京白”几乎影响了一代年轻人。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报纸杂志、娱乐节目甚至新闻报道、理论文章的标题都出现的“口语化”倾向，都与王朔的作品有直接间接的关系。因而，要说对中国汉语言的影响，新时期文学以来只有不多的作家可以和王朔相比。

    发生在上世纪末的“盘峰论战”，将潜藏在诗歌内部的矛盾公开化为一场中国诗界自“朦胧诗”之后又一场重大的话语权之争。除去明显的“哥们义气”和逞强斗嘴外，这场论战使得“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公开决裂，中国新诗由“朦胧诗派”及其孑遗独霸天下的格局从此被打破。其中一个重要收获是，“民间写作”持守的“口语化”立场以绝对优势压倒了以“朦胧”、“书面”、“优雅”为主要用语风格的“知识分子写作”。此后，方言、俚语、江湖黑话、结舌音甚至民间粗口也被大量引入新诗中。尽管其后以于坚、伊沙为代表的“口语诗派”，在众多蹩脚徒孙的刻意模仿下走向了滥觞，使得“口语诗”在流品不齐的写手笔下迅速蜕变为“口水诗”，但就方向而言，诗歌的口语化是没有错的，它代表了一种文学语言在过分讲究规矩和某一阶级的高尚趣味后，必然走向没落、僵死，最终要从民间语汇中吸收生气和活力的规律。

    王小波写了不少的小说，且终生以此自得，但他还是以其不多的散文随笔而为众多读者追捧。今天看来，他在当时大陆思想界一片鸦雀无声的状态下，较早采取自由主义立场，以一种常识化的视角和思维方式，颠覆了长期占领人们心灵和头脑的诸多“乌托邦”，唤起了人们对科学、理性、智慧的重新记忆，使当代散文增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思想含量。这是他对散文做出的特殊贡献。但思想是不能悬空了谈的，悬空了谈的思想是不会发生有力的影响的。他的思想、主张是以一种逻辑化的日常语言来实现的。这种日常语言十分直白，直白得有时让人觉得寡淡，但他出其不意的归谬和含而不露的反讽，仍然为他的散文带来一种罕有的逻辑之美和智慧之美。尽管在不喜欢他的人看来，这种幽默无异于“耍贫嘴”和“扮鬼脸”，但这恰好是他的独特所在。在长期以来的政治暴力的暗示下，中国当代散文一直是以浮浅的铺张、无谓的堆砌、空洞的抒情、大声的赞颂为它的主流基调的，而王小波恰好是以把他的语言推到它反面的极致来赢得尊严的。

    有一位老人，年轻时参加了革命，后来一直做官，官至翰林院侍讲，有时和宰辅大臣同行出使西方诸国；但在晚年却备受良知与思想的折磨，写下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政论文。他的名字叫李慎之。因一篇《风雨苍黄五十年》发轫，随后以《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回归五四学习民主》等一系列振聋发聩的文章惊顽起懦，立己立人，成为大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标杆式的人物。他的思想深邃，目标宏远，学问臻于化境，但文章写得深入浅出，一个中学程度的人就能完全读懂。与年轻的学者不同，李有极其深厚的国学底子，古文成句、辞章歌赋如高峡泉涌，不择地而流，而思想与理路又完全是西式的。平日里我们见多了那些专家教授们装神弄鬼、寻章摘句的文章，以为那就是“学术”，我们看不懂是因为自己水平低，但看了李慎之的文章，我们才知道我们上当很久。

    从历史的进化观念出发，胡适认为，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一种文学的活力如何，要看这一文学能否充分利用活的工具去代替已死或垂死的工具。”“活的工具”就是指活跃在老百姓嘴上的“自然语言”。一个带有普遍性的规律是：一种文学形式的最初发轫是在民间，一些独具慧眼的文人士大夫看见了觉得好，就把他吸收进创作里面。有文人的参与当然不是坏事，参差的字句变得规整了，幼稚的技巧变得纯熟了，平庸的意境变得高超了，但随后便会跟来大批拙劣的抄手，只知亦步亦趋，将形式玩得越来越复杂，完全遗忘了文学的精神，最后只剩下一堆陈词滥调坏在那里。一二天才巨手只得再次向民间寻找变革的基因。与大批体制内作家运用死的语言放声歌唱的阵势相比，上述作家能够充分利用活的工具“说人话，做人事”，殊属不易，但与民间语汇的生动活泼、异彩纷呈相比，这些作家由于受生存环境、出版政策、发表媒介、书写工具等的限制，仍然不能做到“有什么说什么”。如果抛开思想不谈，单从语言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的白话文学只有在互联网出现以后，才可以说进入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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